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
作者：王胜（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海洋治理形势亦面临巨大挑战。海上霸权主义不时显现、海洋环境污染负面效应不断溢出、小岛屿经济体因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影响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困境，这些海洋治理领域的挑战亟需新的治理理念、理论和方法。“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新的方向。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深刻领悟其精髓要义。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和全新拓展。从政治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全球海洋和平环境，促进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正义。从经济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共同繁荣；从安全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反对海上霸权主义，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从文化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文化交流互鉴与开放包容。从生态环保上来看，海洋命运共体主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的绿色、低碳和永续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搭建起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四梁八柱”，构建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位一体”的理论体系，深刻展现了中国和合思维，是“天下大同、亲仁善邻、爱好和平、互利共赢”等传统文化精髓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具体呈现。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坚决反对错误思维。一是要反对全球海洋霸权主义思维。15世纪末的全球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前所未有地通过海洋联系成了一个整体，覆盖地球表面71%面积的海洋自此成为强权争霸的重要舞台之一。海洋霸权国家轮番登场，纷纷试图构建以自身实力和单边利益为基础的海上安全、海上贸易秩序，“落后”国家的被侵略、征服、残杀、掠夺和奴役贯穿其中，甚至多次将人类置于战争的阴霾。
二是反对海洋零和博弈思维。海洋足够宽广，容得下所有国家的发展，海洋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舞台，部分国家秉持冷战思维，在海洋安全领域建立排他性安全同盟，只能恶化全球海洋安全形势。
三是反对“公地”思维。海洋资源丰富、蕴藏巨大发展能量，但海洋不是一片可以无限攫取的“公地”，全人类应该携手努力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渔业过度捕捞、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等“悲剧”。四是反对“搭便车”思维。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每个国家都应承担与其权利和利益相匹配的责任，共同担负起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持续加强国际合作。一是要和全球重大海洋倡议进行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深度契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中国推动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体就是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框架下与全球海洋倡议协同增效，共同发展。
二是要积极打造面向全球的蓝色伙伴关系。把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培育成中国与全球海洋国家关系的新增长极。
三是积极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加强与海洋国家的“五通”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实现休戚与共的发展。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日益成为人类新的“蓝海”领域，海上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海工装备的研发与运用、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蓝碳”领域的市场技术和人才合作、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正日益成为全球海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途径，推动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拓展与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能够指引人类化解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与困境。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海洋国家更加期盼构建公平正义的海洋安全秩序，更加追求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共同繁荣发展，更加坚定奉行走合作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更加笃定全球海洋文化的开放包容，更加注重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引领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在广州开幕******
中新网广州1月11日电 (程景伟 徐莹)“字里春秋——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11日在位于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开幕，展出文物240件(套)，其中带字文物140件(套)，南越木简更是自出土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
本次展览设有“帝国南隅”“宅兹番禺”“烟火人间”“书同华夏”四个部分，从南越国制度、都城营建、生产生活、华夏一统等各个方面，讲述文字文物中反映的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史。
南越文王墓出土“长乐宫器”陶瓮及其铭文拓片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展览主要展示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带字文物，兼有岭南地区同时期的相关发现。其载体有青铜器、陶器、漆器、木简等，书写方式有印、戳、刻划、墨书等，文字内容涵盖地名、纪年、宫室名称、官职人名、刑律税法、农耕养殖、祭礼战事等，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
以此次展出的南越文王墓出土“长乐宫器”陶瓮为例，当时人习惯在器物上戳印宫室名称，以示其所属。历史文献记载，“长乐宫”为汉长安城内的宫殿建筑，但这件陶瓮为南越文化特有器型，其纹饰也体现出显著的南方风格，应为本地烧造。故此“长乐宫”应是南越国自建的宫殿，反映了南越国效仿中原王朝进行宫室营建和命名。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公主简”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本次展览精选30件南越木简展出，有记录宫中御苑种植枣树之事，也有记录税收、刑罚、战事等事，内容相当丰富，可窥见当时王宫御苑中的历史细节。其中有一件木简的简文“张成故公主诞舍人廿六年七月属将常使□□□蕃禺人”。通过此简的“廿六年”，能判断其记录之事发生在南越国第一任君主赵佗在位二十六年。简文中的“公主诞”，应为赵佗之女赵诞，这在《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未见记载，补充了历史文献对岭南地区记录的不足，对了解南越王室成员及其属官、权力地位等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据南越王博物院有关专家介绍，2004年，考古人员在南越国曲流石渠遗迹西北处的一口渗水井内，清理出一批南越国木简。从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开始，至此将近十年，都未见任何竹、木简牍，这批南越木简显得尤其珍贵。经过清理，木简共计百余枚，字数逾千个。
据考证，木简是目前南越国最早的出土文献，被誉为“岭南第一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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